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重大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改革开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深化改革开放，需要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市场主体，就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年至今，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96位跃升至最新的第31位。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较年增长62.9%；民营企业数量在过去10年翻了两番，从万户增长到万户。
10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强调优化投资环境。高层不断释放信号，各地也陆续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营商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的综合指标，如同一个城市的GPA（平均学分绩点），是一个城市在经济实力、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生产要素、文化气氛等所有方面的综合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
△拼版照片：上图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瞥（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下图为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片区（新华社记者毛思倩年2月26日摄）。
为什么优化营商环境对现在的中国格外重要？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已发生转移。“改革开放的前40年，更多是引进来，如今，中国则需要更积极的走出去，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其中少不了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随着开放的视野越来越大，必然需要决策者更多的智慧。”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彭芳梅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聂辉华也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可能更看重中国的市场，但企业想要长期在中国发展，就会对于竞争环境和可预期的规章制度有更多期望。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都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罗立彬进一步分析，长期来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资本丰裕型的经济体，所以市场主体会逐渐感受到竞争日益激烈，获得较强的赢利能力不会像过去资本非常稀缺时候那么容易。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市场主体去开拓、创新和试错，挖掘与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直面市场风险，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就需要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让市场主体可以大胆探索、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罗立彬表示。
如何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框架下探索前进？聂辉华认为，所谓市场化，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资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法治化，就是依法治国，减少人治、腐败；国际化，就是和国际接轨，融入世界规则体系和分工体系。
营商环境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杭州保税仓内，工作人员清点货物。
安全、公平、效率与成本，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是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四个关键词。改革开放早期，多地政府在“成本”问题上下足了功夫。
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成为很多外资在中国“梦开始的地方”。德国卡赫大中华区总裁唐晓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卡赫年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销售公司。
因为停放在保税仓内的出口货物可暂时不缴纳进口税,这对外资来说是巨大的优惠。此外，保税区内的具有加工贸易资格的企业，进口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且数量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出口免征出口税和增值税。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这种几近自由贸易的制度，成功帮助工业水平落后的中国，敲开了全球价值链的大门。在上海之后，天津、深圳、广东、厦门等地纷纷建立起保税区。
数据显示，到年，台湾地区信息产业95%的组装产能已经离岸来到大陆。聂辉华在调研中发现，像富士康这样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如果不设在保税区内，几乎无法存活。一位官员举例说，按照常规海关程序，一家进出口加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需要经过检测、报关、检疫等多道关口，走完这些流程需要较长时间，这常常是企业利润的最大杀手。
经过十数年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营商环境的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企业的目光逐渐转向中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寻求更大的国际市场。
如何更好承接外资产业链的回笼、赋能中国企业“走出去”，年提出的“放管服”带来了政府职能的范式改革，政府不仅需要重视企业的经营成本，更需要在“效率”“公平”等问题上着紧用力。
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越开越大，市场准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仅年，中国就发布了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年版）》，还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年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徐现祥团队在年至年调研了全国家企业发现，在企业口中，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和四川七地的营商环境口碑最佳，连续5年保持A级。重庆和湖南省的口碑上升最快，经过5年的营商环境建设，年跨越至A类。
聂辉华表示，优良的营商环境离不开繁荣的市场主体。这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高，也有助于良好的政商关系。“比如在珠三角地区，企业在进行选址时，深圳不行还有广州，广州不行还有东莞，可进行的选择很多，区域内部的良性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尽可能改善营商环境，以把企业留在本地。”他说。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年10月29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规则》。新华社摄。
近些年，在“放”和“管”方面，受访专家与企业频繁提到、进步最快的改革之一，是商事登记制度，尤其是在注册企业方面。
唐晓东也吃惊于“注册企业”的中国速度。卡赫于年在苏州工业园区追加投资的全球研发中心，营业执照基本上只花了一天就办理完毕。“可以感受到政务流程流程越来越公开透明和高效。”唐晓东说。
聂辉华观察到，第二个有明显改善的是减少行政许可的改革。例如，原先很多行业准入的考试，如房地产造价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是强制或变相强制的，同时对会员收取高额费用。近几年，市场监管总局不断清理不合规的行政许可，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整治。
而在放管服的“服”上，诸多受访专家都对广东省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好多官员不敢去企业调研，也不敢跟企业家打交道，广东省率先出台了规范政商关系的交往的文件。”聂辉华说。年，广东省出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具体规范政府与企业交往。
年欧阳日辉前往广东调研时发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政府也很着急，企业也很着急，为了解决问题，政府会主动定期上门，询问企业的经营状况，提供专人的上门服务。
而在广东省内，深圳市尤为典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市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历年的头号工程执行。
以荣耀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阴霾下，荣耀公司成立一年内，增长速度出乎意料。彭芳梅的调研发现，荣耀上半年海外市场增速明显，其中既有新成长初步成效，也有开拓新市场的持续动能。荣耀何以在短时间内即走出至暗时刻，创造如此高的市场增速？深圳市政府在其中功不可没。
年11月，荣耀首家自建工厂在深圳坪山投产，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具备研发、新产品验证，制造交付等一体化的智能制造产业园，为荣耀的海外市场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产能腹地。
“在深圳寸土寸金生产空间如此紧缺的地方，高效腾挪出企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从生产手续的报批、产业园区的建成，到公共交通的延伸、高端制造业人才的积聚，背后都是政府优化企业服务的身影。”彭芳梅说。
与此同时，数字政府的建设也在进一步助力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年8月，全国首个涉企一站式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商通”上线，上线涉企高频服务项，广东省六成市场主体，约万用户正在享受着粤商通带来的“一站式”“免证办”办事体验。
唐晓东在与多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不止追求流程正确，还勇于创新，与企业一道，努力探索问题的最优解。
应对不确定性，接轨国际规则
△年5月，卡赫亚洲竞争中心实验室顺利通过国际电工安全认证体系（IECEE）审核，获得CTF实验室资质。
而整体“最优解”的抵达，总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追赶。其中，国际关系对营商环境的挑战，是多位受访专家共同强调的问题。
中国美国商会连续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一个问题是，让会员企业回答什么是在华经营的最大挑战。结果显示，—年连续4年，在华的美国企业都把“法律法规解释执行不一致/不明确”作为最大的挑战。
唐晓东在业务拓展时，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尤其是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设定与监管方面。为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卡赫清洁设备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可回收的，这势必增加了企业成本。但是在ESG细分的部分领域，尚未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质量体系标准，鱼目混珠的事不少发生。“如果有明确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也能激励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唐晓东说。
聂辉华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这种不确定性背后的深层担忧——其本质还是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放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观的当下，一旦国际关系出了问题，无论对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将面临市场抉择困境。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需要尽可能管控好国际关系冲突，提升制度的可预期性。
国际关系的挑战，也同样横亘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中。欧阳日辉表示，各个国家会按照自己的优势产业来确定范围和标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对诸多壁垒。例如，中国一直积极推进的电子商务标准的国际互认，就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抵制。“因而，如何在管控好国际关系的同时，使用多种政策工具，赋能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聂辉华说。
而在这场营商环境大考中，加快“人才”引入，可能成为突破点。各大城市为保证人才红利增势，纷纷上演抢人大战，通过直接的资金补贴、放宽落户限制等条件吸引人才。尽管如此，彭芳梅在调研中发现，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中介人才，如法律、语言、税收等方面的人才，仍有较大培育和发展空间，需要不断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
聂辉华认为，在与国际接轨、扶植企业“走出去”方面，“中国的一些政策还存在完善的空间”，中国是世界大国，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充分准备。当然，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繁荣活跃的市场与营商环境相辅相成的。
撰文：《中国报道》见习记者李士萌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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